一、上海某实业公司诉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与案外人上海某甲公司签订《服务器设备采购协议》约定，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购买上海某甲公司采购的型号为M20S的服务器（即比特币“挖矿机”），货款未付清之前，服务器仍然由上海某甲公司所有。双方协商将服务器托管在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运营的云计算中心。2020年6月1日，上海某甲公司与上海某实业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合同》约定，由上海某实业公司代表上海某甲公司和第三方签署技术服务协议直接结算，支付电费、服务费并接收比特币。2020年6月5日，上海某实业公司与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签订《云计算机房专用运算设备服务协议》约定，上海某实业公司委托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对案涉服务器提供机房技术服务，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应保证供电并确保设备正常持续运营。因案涉服务期间机房多次断电，上海某实业公司以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违约为由，诉请人民法院判令北京某计算科技公司赔偿比特币收益损失530余万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比特币“挖矿”行为本质上属于追求虚拟商品收益的风险投资活动。2021年9月3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按照相关规定禁止投资。国务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对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比特币“挖矿”行为电力能源消耗巨大,不利于高质量发展、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九条“绿色原则”相悖，亦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相关政策法规和监管要求,违反公序良俗,案涉委托维护比特币“矿机”及“挖矿”的合同应属无效。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无效均有过错，相关损失后果亦应由各自承担。判决驳回上海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比特币是一种通过特定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来的虚拟电子货币。比特币“挖矿”系通过一定设备及行为获取虚拟商品比特币的相关投资活动。本案融合了“矿机”买卖、合作分成和托管服务等多重合同关系。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条被称为民法典的“绿色原则”。民法典将环境资源保护上升至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案中，人民法院贯彻民法典第九条立法精神，结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依法认定比特币“挖矿”行为资源消耗巨大，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违背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给予相关合同效力否定性评价，彰显了人民法院积极稳妥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鲜明态度，对引导企业增强环保意识，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二、德清县人民检察院诉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主要从事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保温材料的生产，以及聚氨酯保温材料、塑料材料、建筑材料等批发零售。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期间，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在明知三氯一氟甲烷（俗称氟利昂）系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ODS），且被明令禁止用于生产使用的情况下，仍向他人购买并用于生产聚氨酯硬泡组合聚醚保温材料等。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购买三氯一氟甲烷共计849.5吨；经核算，其在使用三氯一氟甲烷生产过程中，造成三氯一氟甲烷废气排放量为3049.7千克。2019年10月，浙江省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分别以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存储使用的正戊烷等化学用品不符合环评要求、涉嫌超配额使用ODS为由，做出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年7月，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祁某明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0年3月，德清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被告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70万元（案涉行政罚款在本罚金中予以折抵,不重复执行）；被告人祁某明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2020年8月，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技术研究院对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排放三氯一氟甲烷事件作出《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生态环境损害值为746421-866244元，鉴定评估费用15万元。2020年10月，德清县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746421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15万元。
【裁判结果】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三氯一氟甲烷系有害物质、危险环境物质；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产生的三氯一氟甲烷废气未经有效处置，排放至周围环境中，将损害周围环境及空气质量，该物质可以扩散到大气同温层中，并以催化分解的方式破坏臭氧层，臭氧层的破坏将会导致过量的紫外线辐射到达地面，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应当承担其排放三氯一氟甲烷行为的环境污染责任；遂判决德清某保温材料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746421元，支付鉴定评估费用15万元。宣判后，各方均未上诉。
【典型意义】
三氯一氟甲烷被释放到大气层后，受到紫外线的照射，将造成臭氧层破坏。我国作为《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国，一贯高度重视国际环境公约履约工作，于2010年发布《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其中三氯一氟甲烷作为第一类全氯氟烃是国际公约规定的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被全面禁止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因本案当事人的同一行为，同时触犯了不同法律规定，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案诉讼前，行政机关已经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刑事案件中当事人也被依法判处相应刑事责任。本案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等规定，认定侵权人承担环境污染责任并赔偿损失。本案是人民法院在环境保护领域统筹协调适用行政、刑事、民事三种责任，落实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生动体现，对相关行业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警示和教育作用。
三、广西某矿业公司诉内蒙古某水泥公司等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0月，内蒙古某水泥公司与广西某矿业公司等签订《熟料产能指标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一》）约定，内蒙古某水泥公司将两条水泥熟料生产线产能指标转让给广西某矿业公司，转让价为90元/吨，共计1.24亿余元。2019年11月，内蒙古某水泥公司又与第三人广西某水泥公司签订《熟料产能指标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二》）约定，内蒙古某水泥公司将案涉产能指标转让给广西某水泥公司，转让价为118元/吨，共计1.63亿余元。截至2019年8月，广西某水泥公司的母公司为案涉项目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政府申请项目用地，并支付土地使用相关费用1.42亿元。对于内蒙古某水泥公司与广西某水泥公司的产能指标转让事宜，来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作为转入地主管部门同意案涉水泥产能指标跨省进入该市；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作为转出地行政主管部门，对该次产能指标转让进行了公示、公告。2020年1月，广西某水泥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进度款8142万元。因内蒙古某水泥公司表示其不再履行案涉《转让协议一》，广西某矿业公司向人民法院诉请判令内蒙古某水泥公司继续履行该协议。
【裁判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内蒙古某水泥公司就转让案涉产能指标先后与广西某矿业公司、广西某水泥公司签订的两份协议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从协议的履行情况看，广西某水泥公司不仅按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转让款，内蒙古某水泥公司与广西某水泥公司的水泥产能置换也得到产能转入地、转出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且履行了公示、公告手续，双方已实际履行了《转让协议二》。据此，内蒙古某水泥公司与广西某矿业公司所签订《转让协议一》已经无法继续履行，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广西某矿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广西某矿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严禁新增钢铁、水泥等产能，现有生产实行产能置换；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退出落后产能，需要推动产能指标从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向低耗能、低排放企业转移。实践中，为落实产业结构调整目标，转出地、转入地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审批、公示和公告等程序加强对产能置换的监管。本案中，人民法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确认前后两份转让协议均为有效合同。同时，考虑到第二份转让合同的水泥产能置换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第一份转让合同客观上已经无法履行，遂依法驳回第一份转让合同受让人关于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保障产能置换政策有效实施，避免出现合同履行“僵局”，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和维护产业政策，推动符合产能置换政策的合同全面履行的立场和态度，为建材等相关行业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
四、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案
【基本案情】
杭州某球拍公司于1993年成立，主要业务为生产经营网球拍及相关产品，后陷入债务危机并歇业。2021年11月，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依据债权人的申请，裁定受理杭州某球拍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了管理人。管理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厂区内残存有大量废油漆、废磷酸、废有机溶剂等危废物。这些危废物具有易燃、腐蚀、剧毒等特点，如不妥善处置，不仅严重影响企业破产财产安全和变现价值，使破产财产处置陷入被动，且极易发生泄露等，污染周边生态环境。为妥善处理破产企业所涉环境问题，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通过“破产智审”智联应用（破产府院联动数字化系统）将破产案件信息推送给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再将核查出的破产企业涉环境问题及时反馈给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并对危废物处置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和帮助。后管理人委托有资质的处置机构对危废物进行分类处置，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组织进行现场验收。管理人共处置废油漆、废磷酸、废有机溶剂等7个品类的危废物43余吨，处置费用合计26万余元，经债权人会议同意，该处置费用被列为破产费用。管理人依法向破产法院申请确认该处置费用为破产费用。
【裁判结果】
根据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实施环境污染的破产企业是治理污染的义务主体，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也是破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管理人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应当增强责任意识，积极排查涉环保隐患，科学制定危废物应急、处置预案，稳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从而充分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本案中管理人对于危废物的处置行为，属于其全面履行涉环境污染事项处置职责的范畴；生态环境治理费用是管理人在管理破产企业财产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将案涉危废物处置费用认定为破产费用合法、合理。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遂裁定认可将案涉危废物处置费用作为破产费用列支。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人民法院在企业破产案件中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益探索。人民法院持续深化环境资源审判司法改革创新，在实行环境资源审判职能刑事、民事、行政“三合一”基础上，进一步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延伸到破产案件审理中，一体协同推进。本案审理法院践行预防性司法理念，引导破产企业积极排查涉环保隐患、科学安全处置危废物，既有利于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又加强了对破产企业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力度，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债权人权利保护的有机统一。同时，本案中，人民法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充分发挥“环境资源特设共享法庭”功能作用，共同打造畅通高效、内外协调的联动机制，统筹协作、共享信息，对构建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具有借鉴意义。
五、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诉广州某交易中心等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8年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与第三人东莞某电力公司签订碳排放配额转让合同，约定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向东莞某电力公司转让碳排放配额23万余吨，转让价款378万余元。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在广州某交易中心将23万余吨碳排放配额划转给东莞某电力公司，但东莞某电力公司未依约付清款项。后东莞某电力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在该破产案中就东莞某电力公司尚未支付的案涉转让款申报了债权。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诉请人民法院判令广州某交易中心赔偿东莞某电力公司未按约定支付的款项218万余元。
【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交易双方选择的碳排放配额交易模式下，广州某交易中心既没有义务保证东莞某电力公司的交易账户必须持有满足案涉交易的相应资金，也没有义务保证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一定可以获得案涉交易款项；广州某交易中心系碳交易平台，在本案中非案涉交易相对方或者保证方，无法定或者约定义务承担交易风险，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主张广州某交易中心应向其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广州某低碳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碳排放权交易纠纷案件。碳排放权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分配给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碳排放配额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碳排放权交易应当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进行，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本案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签订的交易合同具体约定，结合广州某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认定该交易中心作为交易平台，而非案涉交易相对方或者保证方，无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承担交易风险和法律责任，依法分配交易风险，较好地维护了碳市场交易秩序。2021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相继施行，人民法院在审理涉交易平台责任的纠纷案件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参照行政规章关于注册登记机构与交易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以及风险防范制度、结算风险准备金制度等规定，结合碳市场业务规则、交易合同约定等，依法予以处理，保障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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